杜润生：深刻地影响数亿农民的命运

　　2015年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杜润生是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从建国初期即致力于农村政策研究。他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就提出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改革开放开始后，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体制改革绕开公有制的意识形态纷争，改变了数亿农民的命运。

　　分阶段土改得到毛泽东肯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毛泽东主席肯定了杜润生所提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与毛泽东分歧，毛泽东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

　　由于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润生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于1953年初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部长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主席决策的变化，彼此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后来的会议和文章中则称“小脚女人”）走路”。当时，大规模合作化运动，还处在发动阶段，受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他俩都作了检讨。这检讨不是违心的，他们由衷地承认主席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当时党内有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邓和杜的责任，毛泽东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毛泽东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审校，写出按语，表现了重视调查研究，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这也使杜润生深受感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给予评价，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不实之辞，予以推倒，邓、杜旧案得以平反。

　　参与制定科学规划

　　按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是应该调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是，一个与科学有关的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下设个办公室，要几个具体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

　　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张劲夫担任秘书长，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长江和杜润生为办公室副主任。

　　张劲夫登门拜访了杜润生，请他抓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从此，杜润生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要而言之，杜润生为规划的制定做了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12年科学技术规划追赶先进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规划开始时，大家议论纷纷，与会科学家各自就比较熟悉的科学领域，提出大批课题。作为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要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科技工作与经济结合，选择什么发展战略，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齐头并进，可能费力大而收效差。

　　第二，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制定规划的构想。

　　参加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有几百名，研究所和大学主张按学科规划，产业部门则主张按任务规划。双方争论不休。杜润生对此潜心研究，他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制定有关科学计划的资料。他认为，组织科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学科组织，这是多数国家的做法；一种是按任务组织，这是政府参与科技事业许多做法中的一种选择。哪种较好呢？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凡是能够迅速发展某些新兴技术领域的，都是按任务组织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的科学进步最快。美国最初表现在原子弹研究上，这是以任务组织的。苏联的导弹技术人造卫星也是以任务组织的。打破学科限制，合力完成一个任务，取得政府强力支持，这是以任务组织的好处。中国适于选择后者，但要保留前者作为补充。

　　第三，杜润生主笔起草了科学规划纲要的“草案”，并组织起草了任务说明书。

　　十二年规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当中，这个规划也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最好的规划：第一，推动中国的科学走上现代科学轨道；第二，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其中，科学院把“四项紧急措施”，纳入院的行动计划；第三，对于各个大学和生产部门加强科学研究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此，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具体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以致此后十多年时间就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由此带动了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新型材料、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治智慧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正在执笔起草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

　　在此之前，高层争论激烈异常。一位亲历者回忆，“文革”虽已结束，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在贫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言同时得到了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来自安徽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杜润生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王岐山、周其仁、陈锡文。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习近平年轻时也曾接受杜润生的指点。

　　晚年杜润生说，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己的发明。但如果没有杜润生的政治智慧，包产到户改革的推进不会那么顺利。